上海市愚园路1136弄30号，就是今天长宁区少年宫的地址。 不过，这个地方和我们印象中的少年宫有点不一样。 绿草如茵的花园中矗立着一座高大的建筑，宛如一座欧洲城堡。
这座建筑其实有很多来历。 这里曾是王伯群的故居，上海沦陷时期成为汪精卫的宅邸。 1949年后曾作为少年宫使用。短时间内，这座宅邸几经易手。 中间的人物是一段历史变迁的见证者。
汪精卫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人物，但是汪伯群是谁呢？
1885年生于贵州兴义，1905年留学日本时加入同盟会，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1919年南北和谈中担任南方代表. 1924年与欧欧怀、马君武等人在上海创办私立大夏大学。 先后担任董事长、总裁。 南京国民政府期间长宁区少年宫，兼任交通大臣、交通大学校长。
说起王伯群私宅的来历，就是一段“金屋藏红颜”的故事。
王伯群故居现照
“娶了美女，盖了豪宅，丢了官职”
王伯群出任交通部部长后，仍担任大夏大学校长。 中年丧妻后，他娶了比他小26岁的大夏女大学生包志宁。 1931年，他们在上海徐园结了婚。老两口年轻妻，一校长一学生，自然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 这段婚姻背后的金钱交易流言甚嚣尘上，比如有传言说王给宝给了10万元嫁妆，王微宝打算拿出4万元甚至10万元出国留学。 称之为“大学教育的破产”。 （王伯群、鲍志宁：《余等的婚姻》，《生活周刊》，1931年，第六卷合订本，第30期，644-646页。）
包志宁不仅长得帅，在当时也被称为大夏大学的美女，而且他的家族是满族贵族后裔。 王伯群紧追不舍。 为了博得“校花”的欢心，他在愚园路建了这样一座豪宅。 由谢龙阳兴刘士英设计，新丰记建设厂承建。 据说花了30万银元。 这座富丽堂皇的民居于1930年动工兴建，1931年主体建筑基本竣工，1934年竣工。
王伯群、包志宁
30年代期间，王伯群除了这座私宅外，还下大力气修建了南京交通部大楼和大夏大学“群贤堂”，这三大工程均由新丰记建筑厂承建。 因涉嫌经济犯罪，受到舆论的强烈谴责。 1931年卷入鸦片秘密贸易丑闻。 被稽查司弹劾，被迫辞去交通部部长职务。 当时有一句话评价他：“娶了美女，盖了豪宅，丢了官位”。
“群贤堂”古今中外，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文史楼。
鲜为人知的抗战后第一所“联合大学”
遗憾的是，王伯群和包志宁作为这栋平房的第一任主人，只在这里住了两年半。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8月13日事变后，上海局势岌岌可危。 大夏大学等多所高校开始考虑迁往大陆。
1937年9月上旬，复旦大学副校长吴南轩与大夏大学王伯群、欧欧怀等人在南京商议联合西迁事宜，决定复旦大学与大夏大学联合办学。 ，第一部以复旦大学为主体迁至庐山，第二部以大夏大学为主体迁至贵阳。 时任教育部长王世杰同意了这个方案。
说到联大，大家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大名鼎鼎的西南联大。 事实上，复旦和大夏组成的联合大学早于西南联合大学。 确实是抗战时期全国第一所联合大学。
1937年10月25日，复旦大夏联大在庐山牯岭正式开课，为联大第一系。 不到两个月，南京沦陷，联大一系打算继续西进，与贵阳二系汇合。 到了重庆，当地的复旦校友极力劝说他们留下来。 四川省主席刘翔也提供了很多帮助，所以大会的第一部分不得不留在这里。 1938年2月，联合国大学在贵州桐梓召开行政会议，决定撤销联合国大学，恢复原校名，即重庆联合国大学第一部分为复旦大学，贵阳联合国大学的第二部分是复旦大学。 大夏大学。 迄今为止，复旦大夏联合大学成立仅半年左右。
王伯群随大夏大学转战内地后，一直为校务操心。 联合国大学第二系在贵阳成立时，设在原报告厅内。 王伯群、欧欧怀任校长、副校长。 他们聘请工人修缮，并从上海运来数百箱书籍和仪器，改善教学条件。
1938年6月，王伯群主持创办大夏附中，开辟了该校生源，为大夏大学教育及其他学科的学生提供实习机会。 1940年，大夏大学原讲堂不够使用。 王伯群游说捐款，集资在贵阳郊外兴建新校址，暂时解了燃眉之急。
大夏大学抗战时期搬迁示意图（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
1942年，教育部拟将大夏大学与贵州农工专科学校合并为国立贵州大学。 时任教育学院院长王玉凯回忆说：“我们学校接到这个订单，犹如晴天霹雳。 整个学校都震惊了。 是动摇校基，大夏的人生从此断绝！” 王伯群随即与校董们商量，到各方要求教育部收回命令。 优秀的人一起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余力将大夏从上海迁往贵州； 今禹灭大夏，改为国立贵州大学，并任国立贵州大学校长。 容'，于世无从面对所有的人生。 因为禹平时培养年轻人忠于人，忠于工作，热爱母校，热爱国家，但今天他背叛了自己，良心无法解释。”（王玉凯：《战火中的大夏》 《抗日大学》，陈铭章主编《私立大夏大学》，台北：南京出版社，1982年2月）
在大夏师生的强烈抗议下，教育部取消了这一决定，保留了大夏大学的名称和民办大学制度。 1944年12月20日，王伯群在重庆陆军医院病逝。 1946年，大夏大学迁回上海后，为纪念校长，在校内建了一座“思群堂”。
思群堂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礼堂。
从“王府”到长宁区少年宫
前文说过，王伯群和包志宁因战乱离开之前，多年没有住进那座豪宅。 这座楼交给包志宁的舅舅包俊健，上海沦陷后被日本人占领。 1939年3月，汪精卫在河内遇刺身亡，侥幸逃脱。 这时，他心急如焚，便离开河内前往上海，于五月抵达。 日本人把这座房子送给了汪精卫和他的妻子陈璧君，并称它为“王府”。 ”。
5月31日，汪精卫等赴东京与日本就“组阁”问题进行谈判，希望实现“中日和”，但受挫。 新的“中央政府”只能是日本人控制的傀儡政权。 6月，怀着失落之情回到上海，胡乱拉拢一伙汉奸，筹划召开“国民党六大”。 9月初，汪精卫在寓所主持召开了“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 （见程树伟、郑瑞峰：《汪精卫》第九章，联合出版社，2011年5月）
1939年10月3日，华中总司令山田中将率日本军官一行到愚园路汪精卫官邸参观，并与他们共进午餐并观看军事演习。 豫园路周围出动了约200名武警。 日军指挥的演习阅兵一直持续到10月5日，引起外界恐慌。 （《申申（上海版）》1939年10月5日第10版）
1940年，日本支持的汪精卫政权在南京正式成立，这座“汪公馆”成为汪精卫来上海时的住所。 为了这里的安全，汪精卫集团和日本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9年第19期《复兴讯看》刊登通讯：“汪精卫在愚园路的住所，四周都是碉堡，谁往里面看，就抓起来打，可见汉奸通常是胆战心惊的。”
除了汪精卫和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李士群等人经常出没于此长宁区少年宫，占据愚园路1136弄十余间房屋。 当时整条路戒备森严，有一百多名武警日夜守卫，甚至还出动装甲车巡逻，所以今天的愚园路1136弄水泥路下还有钢筋。
抗战胜利后，这间平房曾作为国民党军统局招待所使用。 后来，包志宁回到上海，通过王伯群的小舅子何应钦让他收回这栋楼。 1946年，她把房子租给了英国驻上海领事馆文宣处，只住在三楼。
解放战争爆发后，包志宁远赴美国。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政委员会接管。 中共长宁区委、区文化局均设于此。
参考：
1、鲍志宁：《王伯群生平》（节选），《贵州文史世界》1996年第2期
2、范欣：《一百年愚园路，被故事覆盖》，《文汇报》，2012年11月18日，00B版
3、陈铭章主编：《私立大夏大学》，台北：南京出版社，1982年2月
4. 程树伟、郑瑞峰：《汪精卫》第九章，北京：合众出版社，2011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