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歌唱和诗歌的巅峰定位在唐宋时期。 随着对明清歌诗集的全面整理和深入研究，这一观点有望得到改变。 据龚本栋《唱诗学——以唐宋为中心》统计，现存唐宋唱诗选本（含诗集）45种，但大多不全——长度。 与唐宋相比，明代的歌诗选集数量众多，典籍约有150种，大都比较完整。 量的积累带来了质的变化。 在勾勒歌诗史、还原歌和现象、辨析歌和风格、建构歌和理论等方面，《明代歌诗选》更具优势在文学方面，更能全面客观地反映歌唱和诗歌的发展成就。 作为新的学术增长点，明代唱诗文集研究应着重于以下三个方面。
加强文献整理
保证一定规模的文献问世是文献研究的基础。 借鉴以往经验，明代歌诗集文献整理应坚持“以复印为主，择优校对”的原则。 复印件应避免重复。 已领《四库》、《典藏集》、《明别集丛书》、《明代诗文集珍本丛书》等大丛书者，无需重复复印。 应该寻找稀有和孤立的副本。 例如，现行版本的《细草秋思》是清稿，辛德勇指出，这本书在明代还有印刷本，内容更胜一筹（《纪南明刻本》细草秋思”）。《张文锡公与唐诗宣说》、《百川书志》记为“十卷”。天一阁存此书一至五卷，国内仅存本。海外华文文献亦应检索如王应麟的《自警倡导和平诗》保存在日本，朝鲜版的邹骥等人的《北京八景诗集》保存在韩国。中国，这是学者们所期待的。
傻瓜版的发布也必须同时进行。 目前相继出版，值得推崇的有钟尔举主编的《圆圆唱集》（收于《陈圆韵集》）、周树田主编的《东山酬集》（收于《柳如是》文集》）、青州历史名人研究会主编《海岱集注》、赵佶主编《黄花集》、杨炼、张一清编《金兰集》、姜编《黄鸿宪<人武黄花集》卫东、黄维芳《大学笔记》等，数量并不多，远远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 今后校本整理要以学术为主、科普为辅，择优选择特色鲜明、基础过硬的，有序推进，尽量避免贪大便宜、粗制滥造。
编序跋、写提要也是文献整理中的重要环节，其意义正如古人所说的“辨学问源流”。 文献整理是一个去糟提要、去伪存真的过程，离不开精确的考证。 《中华系列综录》将《歌赏》和《炮泽一音》收录为《歌赏》，难免给后人带来麻烦。
深化文学研究
任何文学现象都有研究价值，但其主要内容不外乎对作家、作品和作品集的研究三项。 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求“同”，见“异”：考察其与上一代的“相似”，并判定其与上一代的“不同”。
就“不同”而言，明代歌诗集有以下优点。 第一，在题材和内容上，本期不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如明代文官留下二十四首与朝鲜文人传唱的《黄花集》，成为继唐代《松龄集》、《西坤》之后文学史上的又一巨著。宋代《周星集》。 又如狱中唱和、病中唱和、贬谪唱和、庆寿唱和等，明代皆始集，为历代少见。 即使是同一题材的合唱，明代也因资料丰富而有更大的阐释空间。 如《君臣唱和》，唐宋时有专集，今无全本。 回首明代，有《陈汉录》、《陈章记录》、《辅臣赞诗集》、《易学诗》、《咏春同德录》、《永和》等君臣和合之作。鲁”。 三个仍然完好无损。 与单一的“诗集”相比，“诗集”的研究范围更为广泛。 其收集方法、编纂原则、编排方式、版本来源等是研究的重点，其更大的价值在于和谐的修复。 事件本身提供了足以进入“过程”文学史的可能性。 例如明别集丛刊，借助《应园瑶花集》、《南苑花诗》、《黄牡丹状元记》、毛辟江《铜人集》等歌唱集，可以完全还原番禺人李遂秋的和解，曾在颍园、南园参与唱戏。 唱和的来龙去脉，一个生动的晚明历史“故事”呈现在读者面前。
第二，在文学批评和文化思想方面，这一时期也可以看不起上一代。 明人的文学观和对和的理解，集中在《对和集》的序、跋、评、注中，其中以评书最为珍贵。 如胡缵宗《碧雅翁泥古乐赋》中，四库群臣说：“赞宗游历东阳门，所取《东阳古乐赋》下卷，属第二卷，李东阳定题导事，旧有更正，诗一百八十首，太康张广孝评明别集丛刊，弟同宗评。 （《四库全书总目》卷176） 既评，又注，这是前代歌诗选本中少见的史料。又如叶廷修、陆适
昌和的《德普聚正录》以剪、批眉、标点的方式，直观地反映了歌唱家之间的批改诗现象。叶廷修诗《和声三十首》第三部说：云石溪头，半夜易独坐。于相老写道，杜甫在乱世思故国，岁首奏乾坤卦，安之不易坠。 卢石
把“坐”圈成“对”，把“思”圈成“年”，在“乱里杜甫思故乡”这句上标上“我思古人”四字。 许多这样的评论对于研究相关诗人的批评观念和审美趣味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第三，在唱腔和风格上，这一期也有着绝对的优势。 明人将大量的追和、对联句编成专集，为研究这两种特殊的唱和体式提供了方便。 总的来说，明代的楹联集没有《追鹤记》那么多。 前者常冠以“联句”二字，后者具有认同感，如“联居录”、“联居私钞”、“湖山楹联”、“广陵楹联集”等，一般以其命名《何XX》，也有不少例外，如周鲁景的《五柳庚歌》、《香山酒赋》、《千片雪》等。 在明人中，像周鲁景这样一人一人、几人之作的作家不在少数。 《千卿堂书目》收载了张恺和宣鉴的追逐诗集六篇。 今天，只有《和都》一首诗。明代人对和平的目标很多，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梅花百歌》的七律由元代中峰和尚备受关注，追求和平者至少有20人，全、朱有敦、于谦、韦芾、敖玉渊、周正、童虎等人均有画册存世。需要注意的是，中峰署名的《梅花百咏》中有七录和七绝两种，追七绝的人远不如七录；而关于《江南春》是诗还是词的争论从未有过一直到明代都没有停止过，这一切的争论，都是推动唱和式研究的突破口。
此外，不同媒介和文本形式的歌唱和诗歌也不容忽视。 手卷、画卷、扇子、石碑、木板等都留下了明代的唱腔和诗词，有助于研究唱腔的产生、演变、传播、接受和不同类型的唱腔艺术风格和诗歌。 这些都是明代唱诗集与前代“不同”的地方，其现象和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至于《明代歌诗集》，可以为考证作家的姓氏、生平、聚会与相识、心态等方面提供线索，则与上代“相通”。
注重文化诠释
唱和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很多问题只能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解决。 例如，文人的联想是明代文学的显着特征之一。 大量的唱诗集也是社团的收藏，如《西湖八社诗帖》、《武林一劳会诗集》等完整地保存了社团秩序、社团好友、社团位置、社团习俗、社团等信息。诗歌对深入理解歌唱和声与联想的关系大有裨益。 又如，对外交流也是明代歌赋集锦的动因之一。 二十四部《黄花集》本身就是中朝文化交流的产物。 它的产生有着特殊的政治和文化原因。 如果把这些理由拿掉，就会发现以前不会出现，以后也很难为继。 . 此外，如陈元运与日本僧人元正合着的《圆圆长河集》，虽然包含着作者个人创作的偶然因素，但也是东亚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
又如，复古思潮也或隐或显地影响着明人的和谐。 从明初周南老、高启的《姑苏杂歌》，到晚明毛晋的《古诗》、《今诗》、《友诗》，复古思潮不断明人歌唱不息。 研究追逐类诗集，更要注意明人古朴复古的心态。
此外，地域特色还体现在这一时期唱腔和声的集中。 翻看明人诗集，随处可见以地名、景物命名的。 文人雅士聚歌和，或择胜景，或择都城。 诗以地名，人以诗传。 通过统计分析和定性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背后的“世人相助”。
此外，明代诗人中不乏史家、哲学家、书法家和画家。 他们的多重身份决定了他们的歌声和诗歌更有嚼劲。 明末理学家黄道周潜心钻研易学，着有《易相正》、《三义东记》等。毛羽手握数万金币“”“”“要不是乌龟和乌龟凋零”等句绝非虚构。 不了解他的易学思想，就很难把握这些诗句。 谢承佑的《府中山人道集》从道家的角度追溯陶渊明的诗歌，这在整个道教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总之，明代歌诗集的变化较前代多。 以文学为基础，以文学为标准，以文化为视角，必将推动歌唱文学研究，构建新的学术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清歌诗集整理研究”（17ZDA25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艺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