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文从远古一直延续到晚清。 是一座内涵丰富、数量巨大、亟待挖掘的学术宝库。 在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中，散文发挥了其他文体无法替代的巨大社会作用，从俭朴亲民、深思博学、抒情抒情，到描写社会、塑造历史、抒发风俗。 从文学分类来看，经、诗、子、季四大文学均以散文体为核心写作方法，形成了以经部为源头、诗部与子部齐头并进、季部并存的古代时代。很壮观。 散文世界。
郭禹衡《中国散文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与散文同时发生，绵延数千年，呈现出一些显着的文化特征：第一，与诗歌的“抒情”不同，散文具有鲜明的“写”特征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论丛，发挥了广泛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具有巨大的实用作用。 大量的散文书籍、单集、总集盛行于世，上至贵族文人，下至文人雅士。 教育讲座、阅读欣赏、自觉积极地参与散文研究，形成了散文研究的普遍特征。 特点二，从“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出发，中国古代历来重视散文史料的搜集与编纂。 从作家传记、作品评论到目录编纂、资料整理，形成了极其丰富的散文研究资料宝库。 散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个特点是与中国传统的包容、随意、理解的思维方式相同。 古文研究多采用散文式、杂感式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多以思索、感悟、记录为主。 完成的笔记杂文散见于文人的谈话、书信、序跋、笔记、杂文等形式中，散文研究的成果几乎无处不在。 特色四、古文研究特别注重对散文文本丰富内涵的深入挖掘，注重散文文本与社会生活、学术思想、文化习俗的密切联系。 散文经典通过不断的解读被赋予了生命，成为文学、文化、思想的重要载体和重要表现，从而构建了一个开放、宽广的散文研究格局。 特点五，由于散文具有实用的“写”功能，写作实践的需要促使历代文人对散文的写作风格（或表达方式）进行了不懈探索。 因此，散文文体研究成果之多、内容之丰富、分析之细致，足以构成中国古代“文学”丰富完整的话语体系。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概念和格局是相当宽广和开放的。 然而，20世纪以来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论丛，在西方文学观念和现代文化思潮的严重冲击下，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学研究”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整体上，古代文学研究界更热衷于描写和评论文学现象，探索和总结文学规律，相对忽视文学文献本身的整理和研究； 而且，在对文学现象和文学规律的研究中，他们更多地侧重于对作家作品的评述和对文学规律的总结，而对作家活动的描述和对文学过程的考察则相对被忽视了。 具体而言，在分析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成果方面，学术界普遍提倡和推行散文批评史和散文理论的建构，而相对忽视了对散文研究现象的描述和展示。 由于西方学术意义上的“纯文学”以及与之相伴的“纯文学概念”和“纯文学理论”在中国古代并没有出现，所以无论对散文批评史和散文理论的研究多么详尽深入，难免不同程度地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和散文史。 这种主动缩小丰富多彩的古文研究成果的学术视野，限制了散文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必然导致散文研究长期陷入难以形成自身独立的价值体系、学术界的尴尬境地。概念和研究方法。 情况。
古文研究本质上是历史研究。 有必要回到古文的世界，进一步回到古文赖以生存的学术世界和文化世界。 古文研究自给自足的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 鉴于此，2014年，北京师范大学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整合”。 2016年起，陆续出版《师范大学中国古文研究中心北京专刊》，希望在广泛吸取编纂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古文文本文献和研究文献进行全面、深入的整理和研究。前人的研究成果。 北京师范大学的古文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 已故郭禹衡教授毕生独立编写出版了三卷本《中国散文史》，享誉学术界。 晚年，郭禹衡教授还积极倡导并亲自主持了北京师范大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国散文通史”，并于2013年终于出版了十二卷本的“中国散文通史”。围绕这两部散文史著作，《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文研究中心特刊》将为学术界展示中国古文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成果提供一个坚实的学术平台。 ，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