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5月30日，在南方养病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昨日，罗生在信中写道，伊涵娶了一个妓女为妻。东秀，请不要看不起依涵娶的女人，劝他善待她…… 依涵住在我家一进院，怕东秀不招呼，就假装写了这封信。我再做一个欣和一涵，劝他戒赌，多读书，等他新婚后继续他的学术生涯。”
此前，同为安徽人的高一涵和胡适一家，已经同居近六年，邻里和睦相处。
1917年1月28日，已成为政治明星的原西南军政府秘书长张士钊在北京创办《嘉荫日报》，聘请李大钊、高一涵、邵飘萍等人为编辑、撰稿人. 李大钊和高一涵住在朝阳门内竹竿巷4号的《嘉荫日报》编辑部。
同年6月9日，张勋率领辫子军进京，支持溥仪复辟。 张士钊、李大钊、邵飘萍等人相继离京。 高一涵以作家为生，留在竹竿巷4号。 9月30日，刚开始在北大任教的胡适在给母亲冯顺娣的信中写道：“石尚暂时住在北大教职工宿舍，没有房租住。在这里，一个月九块钱，每餐两菜一碗汤，米饭没有南方的好吃，但还是好吃的，等我拿到钱就搬出去打算去六安和朋友高一涵一起住。”
胡适所说的“搬出学校住”，就是和高一涵一起住在朝阳门内竹竿巷4号。 1918年3月30日，与高一涵迁居南池子敦库胡同8号。 1920年5月22日迁至地安门松竹寺后中谷寺十四号四合院。 胡适之所以买下这栋房子，是因为1919年3月16日长子胡祖旺出生后，1920年8月16日姜东秀生下女儿苏菲，而在留美读书的侄子思聪、思永业北京。 住在一起。 高一涵从日本游学归来后，仍与胡适住在一起。 至1921年9月20日从胡适家搬出，住在同一条巷子中谷寺7号隔壁。 为此，胡适那天特意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一涵与我同居四年，今日搬到桐乡七号居住。”
收到胡适的来信后，高一涵在1923年6月3日的信中深刻回顾了自己放纵的私生活： 我经历了人生的三个关键时期：（1）1911年以后，在安庆教育厅工作，没有读书的志向。 后来，刘锡平逼我去日本，我才进了留学的大门。 (2) 打算去日本学日语，完全放弃英语； 邢岩的讲座让我闭门学了半年英文，英文书几乎看不懂。 （3）到北京后政治学很有意思，又看了一些政治书； 如此一来，之前的阅读兴趣几乎在不知不觉中被割裂开来。 如今又遇上你的美言，或许我还能重获新生。 在这几年没有家庭的好处背后，我收获了很多没有家庭的坏处——打牌，逛街。 从你的生活中，我看到了学习的兴致，但也感受到了学习的不易。 因为我的天赋不如你，我的学习基础不如你，我的身体不如你，所以几年前[虽然]我敢编《欧洲政治思想史》 ，不过最近不敢再写了。 因困难而气馁，因气馁而放荡； 我也知道，这是我自己的死刑判决！”
胡适之所以对高以涵的求花请刘上青楼的私德表现出充分的包容和理解，一方面与他的个人修养有关，也与他与表弟曹承英的婚外情有直接关系。 1919年陈独秀离开北大的直接原因是浙江省的唐二和、马须伦、沈寅墨等人对其卖淫进行了集体打击。 1924年5月26日高一涵，吴煜因公开向妓女散发情色诗《赠迷人公寓》而遭到《新青年》前同事钱玄同、周作人等人的攻击，正是高一涵日记中的卖淫行为. 嫖妓的负面经历：“张禄成说，高一涵有一个女孩，经常被叫到她家，从来不去上课。攻击，经济也不错。”
由此可见，陈独秀、高一涵、吴煜等《新青年》同道中自命为启蒙先驱的人，甚至连自己的私德都没有进行彻底彻底的改造。 以“德”为首要任务的“伦理道德革命”和“思想革命”，无论如何都行不通，也不靠谱。
1949年，国考院士高一涵选择留在中国大陆，出任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 为了能够留住年轻一代的法学家杨兆龙，他曾表示要主动让贤。 不过，他的法学院院长一职最终并没有让给杨兆龙，而是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被迫下岗。
1957年5月16日下午，民盟南京市委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号召高一涵等10名民主党派学者“发声放手”。 当这场“豪言壮语”演变成“引蛇出洞”时，虽然命途多舛的高一涵没有被误划为“右派”，但却被剥夺了江苏省司法厅的实质权力，从此成为省政协委员。 一个有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正式头衔的闲人。 在此之前和之后高一涵，高一涵先后写下了《从五四运动谁领导革命？ 》、《五四运动追忆李大钊同志》、《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脱险》等追忆文章，其中捏造了许多所谓的“史实”。伴随着对李大钊同志的神圣美化大钊、胡适、张士钊，曾被高一涵视为“起死回生”的大恩人，都被他妖魔化为一文不值的历史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