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首都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科技创新和国际交流的中心，活跃在浙江人的创业、工作和生活中。 在“八八战略”实施20周年之际，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北京分社、潮新闻京津冀新闻中心、浙江省驻京办、浙江人民杂志社驻京、中国网联合策划“生长的藤蔓——浙江人北京走访纪实》系列报道旨在以记者的视角探寻浙江人“闯京城”的独特经历，捕捉他们当下的忧虑北京大红门，关注他们未来的命运，并以普通人的视角呈现北京与浙江的紧密关系。 有很多故事； 他们通过塑造群像，通过他们的行动和思想，为提升“红薯经济”、提升“一号开放工程”提供实践和思考。
立夏过去了，北京五月的阳光已经很耀眼了。
刺眼的阳光下，55岁的台州人谢仁德带着来自潮州的记者来到了丰台区丰海南大街的路口。 他眯起眼睛，看着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的建设工地，指着街对面一栋二十多米高的老建筑说：“那是当年的京温服装市场。在那个时候，大红门一带被服装业包围，形成了几十个市场，那个繁荣！
景文服装市场旧址
北京南三环上，凉水河依旧在缓缓流淌。 谢仁德带我们去的地方，曾经是北京乃至华北地区最大的服装批发交易中心之一的大红门服装商贸城所在地。 如今，这里正“华丽转身”成为未来科技产业园，融合新兴产业与“文化科技”，撬动京南，加速蝶变发展。
建设中的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大红门“华丽转身”
数十万浙商曾在大红门奋战
谢仁德现任北京市浙江省企业商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市台州市企业商会会长。 他对大红门非常熟悉。 1994年，大红门服装商贸城的前身——红门服装市场，由谢仁德和几位浙商创办。
对于将青春献给这片土地的他来说北京大红门，这里有热血沸腾的岁月。 谢仁德觉得大红门周边服装市场的繁华程度无法用言语形容，“比喧嚣还要厉害！”
这种感觉得到了同样来自胡涛的潮汕记者的证实。 职业经理人出身的胡涛在2017年之前是景文服装市场的总经理。她说：“那时候，大红门每天人山人海。”
“怎么形容呢？” 胡涛甚至还给潮牌记者打了个比方，“现在我们说‘堵车’，那么这里就是‘堵车’了！”
什么样的“封锁”方法？ “人多、货多、车多，放眼望去，卡车、三轮车、打包的货物都能看到，走路要小心。” 胡涛道：“可是这里的生意真好！”
景文服装市场始创于1992年。“2000年来到‘景文’时，已经热闹非凡。” 胡涛说。
胡涛
胡涛在京温服装市场干了17年。 17年来，她见证了勤劳的浙江人在这里攒下第一桶金，然后转型升级创业。 她曾管理的京温服装市场一期、二期总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摊位2500个，其中90%是浙商。 “浙商不会守旧。随着生意的发展，一些浙商把摊位让给外省人承接经营，外出办厂扩大生产。但这些外省客商从来不能做浙商。” 她说，“尚哲江眼光超前，思维灵活。”
昔日，有多少浙商在北京大红门苦苦挣扎？ 2015年，北京浙江企业商会进行了一项调查。 据调查数据显示，当年在北京注册的浙江老板名下年营业收入不到1亿元的小微企业约有2万家。 谢仁德参与了此次调查，他告诉潮新闻记者：“这些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浙商在大红门一带注册成立的。”
谢仁德
调查还显示，当年北京和浙江的80万多商人中，有近50万来自温州（其中乐清占多数，近30万），约有17万来自台州。 “大红门的服装生意主要来自温州和台州的浙商。” 谢仁德说：“大红门有浙商数十万”，一点也不为过。
2017年，随着北京首次非首都功能疏解接近尾声，大红门片区的服装市场全部关闭。
2023年的春天，潮牌记者走在凉水河畔，曾经喧闹热闹的景象已难觅踪影。 然而，大红门浙商的奋斗史，至今仍在这片土地上流传。
凉水河畔
在大红门，浙商是这样做生意的
大红门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永定门外木樨园桥南南苑乡。
历史上，大红门原指皇家园林南海子的正门。 据史料记载，大红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 当时扩建南海子时，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有城门，称为东洪门、西洪门、南洪门、北洪门； 其中北虹门是南苑的正门。 清朝乾隆年间，这里又开了五座城门； 北洪门东侧建有城门，称“小洪门”，故原北洪门又称“北大洪门”。 称“大红门”。
20年来，大红门地区已成为以浙江人为主的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地，曾被称为北京的“浙江村”。
1985年春节前夕，17岁的谢仁德从浙江玉环老家来到北京。 因为木樨园大红门一带住着很多温州、台州的老乡，他也住在这里。
远眺“浙江村”
时至今日回想起来，谢仁德仍觉得那段日子是幸福的，是充满希望的。 “老北京的胡同里满是平房，一间一间，住满了租在这里的浙江人。生活条件不好，下雨天几乎走不动路，但大家都觉得生活充满希望……不痛。”
当时正是“引厂进店”的好时机。 北京东安市场、隆福寺大厦、西单百货等地张开双臂欢迎大家进入“包柜”业务。 谢仁德等人带着玉环家乡服装厂的产品来到北京的“包包专柜”。 因为是直接从工厂生产出来，然后进入销售前端，省去了配送环节，所以利润还是相当可观的。
勇于挑战的浙江人，也同时发现了商机。 “有的会剪裁，缝纫技术很好，我就在租来的房子里摆了两个、三个、三个、五个机头，开了一个家庭服装作坊。有的卖到京郊，有的送给老乡。”工厂。做代工。渐渐地，一些北京市民发现商场里的衣服来自“浙江村”，大家在出租屋里加工销售。 谢仁德告诉潮新闻记者。
后来随着加工技术越来越好，大家都认可了“浙村”的产品。 因为同样的服装，大商场和“浙村”的价格相差不是一点半点。 但出租屋太小，容不下这么多客人，于是大家纷纷到路边摆摊交易。 “其实连地摊都算不上，找两棵树，拉一根绳子，挂上衣架和衣服，就可以创业了！”
“浙江村”工作坊
慢慢地，服装市场的雏形初具规模。
“这个市场的形成完全是自发的。” 谢仁德说：“后来大家看到果园村有一块空地，就想着像绍兴柯桥轻纺城那样建一个交易市场。”
这很难弄清楚。 1992年，京温服装市场诞生。 1994年，洪门服装市场开业。 1997年，京都轻纺城开业。 有布料、辅料、纽扣、五金配件、拉链等。 大大小小几十个市场，涵盖了服装生产的所有工序和流程。
“除了服装设计研发，‘浙江村’当时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谢仁德说：“我们还有剩下的服装生产销售要素。”
“浙江村”的市场
为什么当时的浙江人能在大红门做得这么好？
在谢仁德看来，这其实就是一整条产业链的雏形。 “每个人各司其职，各司其职，对服装行业的每一个环节都负有责任。” 他解释说，“其实就是把整个产业链分割开来，打成碎片，拿去市场交易，变成一个整体，市场规模就这么涨了！”
同样在丰台区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的影响下，西城区动物园批发市场和朝阳区雅宝路服装批发市场相继成立，形成三足鼎立。
先人一步，敢为人先
“作为职业经理人，我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大红门的浙商。” 胡涛说。
在她看来，除了在北京和浙江拼搏，其独到之处或明显优势还在于：视野开阔、前瞻、进取、团结协作。 “浙商大多很早就出来做生意，家人或亲戚遍布世界各地，他们拥有的往往是全球视野，做生意总能先人一步，抢得先机。” ” 胡涛是这么想的。
浙江乐清人陆建生是谢仁德的合伙人。
陆建生
1995年，24岁的陆建生和朋友背井离乡北上，与“营销”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6年，陆建生与大红门大街合作，开设“服装早市”； 1997年，任董事长的京都轻纺城开业； 之后，他开了一家纺织品市场。
台州人谢仁德就是在大红门遇到了温州人陆建生。 相同的理念使他们很快走到了一起，从那以后他们就一直在一起工作。
2009年11月，北京启动《促进城南地区加快发展行动计划》（简称《城南行动计划》），计划三年投资2900亿元用于产业调整、改善城南民生和基础设施建设，定位高端产业。
看到《南城行动计划》的那一刻，谢仁德和陆建生都敏锐地意识到，大红门原有的服装加工业将面临搬迁转型。
长期以来，大红门地区的服装市场都遵循这样的模式：出租村集体的土地，建场出租，然后开张营业。 “市场经营者、经营户、村集体看似赚了钱，但很多手续不完善。没有法律保障，作坊式服装业无异于在没有根基的空间行走。与此同时，谢仁德和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陆建生与后来成为中通快递管理层的王继磊联手，开始为大红门浙商寻找出路。
他们一致认为，发展壮大的大红门浙商需要一个适合长期发展、属于自己的地方。
“浙江村”最早的批发市场。 门口停着一排排小车，是用来把作坊生产出来的衣服运到市场的。
2009年底，在浙江省政府驻京办和北京浙江企业商会的支持下，对首都周边十三个县区内可承载服装产业的地方进行考察考察，最终敲定了永清河北省县。
永清地处京津冀经济圈核心，北京产业转移带上，毗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京台高速公路贯穿全境。 得天独厚的区位和交通优势，使其成为大红门浙商客商搬迁的首选。
“从永清到北京天安门，直线距离60公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采访中，谢仁德反复对潮新闻记者说。
他们注册了“浙商新城”和“浙商服装新城”两个实体。 2010年春节前，与永清县有关部门达成协议，合作建设规模2万亩的永清“浙商新城”项目，其中5000亩用于建设“浙商新城”。衣服”。
然而，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总是比想象的还要骨感。
从北京大红门到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这些创业浙商有着怎样的财富？ 以及如何弹性增长？ 下一站，我们将拜访永清县“浙商新城”的浙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