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华：当记者比当官有趣多了
现在说负面报道有负面影响，正面报道也有负面影响。 夸大的正面报道也会误导公众。
本报长沙记者魏毅
早在一个多月前，吴家还有一个保姆，而现在，保姆已经被辞退了。 这让正在准备晚饭的吴兴华老婆有些尴尬。 她已经很久没有做饭了。
“我对保姆有怀疑，一个保姆和我的工作无关，我们吃饭，她不吃，到我书房看资料。” 原《人民日报》湖南记者站台长吴兴华，64岁 是的，他坐在沙发上，抽着4块钱一包的白沙烟，偶尔嚼着槟榔，滔滔不绝。
吴家复式的二楼，大部分空间用作书房。 在这里，除了靠墙摆放的书籍资料外，还有一台台式电脑、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台打印机、两台装订机和一台私人住宅中很少见的复印机。
“谁会买复印机？我们去买复印机的时候，别人以为我们开的是复印店。” 他的妻子谭金兰抱怨道。
这台13000元买的复印机就放在那里。 这台机器进出过7箱A4纸，一箱A4纸5000张。
这几万张纸，大部分被用来复印湖南省衡阳县“退耕还林诈骗案”的相关材料。 包括那些主要功能与本案有关的电脑、打印机、装订机。 2005年至今，该案的工作构成了吴兴华退休生活的主要内容。
吴兴华对保姆的怀疑后来得到证实。
“衡阳县委的人曾经跟举报人说，你什么时候到长沙的，吴记者什么时候又来我们县城了，你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他奶妈都告诉我们了。”
这真是戏剧性的一幕。 吴兴华觉得自己这三年的经历可以写成一部曲折的小说。 他已经想好了小说的名字，就叫：大谎言。
3年的调查报告
谭金兰从几本大小不一的相册里找出几张照片给本报记者看。 在2005年拍摄的一张照片中，吴兴华站在农村的一个池塘边做笔记。 他身穿白色衬衫，外露一件蓝色长袖T恤。 尤其是，他身上背着一件类似古代武士铠甲的东西。 “这是固定脊柱的支架。”谭锦兰解释道。
吴兴华在山上接受采访时被绊倒，脊椎骨折。 他几乎瘫痪了。 他还没有康复，需要戴牙套。 当时，衡阳县的一位内部人士向吴兴华反映了该县退耕还林的欺诈行为。 当时从人民日报社退休的吴兴华被重新聘用一年。 他和这些知情人一起去衡阳县调查。 “他还没好，我不会让他走的，但他又想走，我怎么办？” 谈锦兰无奈。
“那时候的气温是40摄氏度，而且很潮湿，真像个蒸笼。” 吴兴华回忆道。 在他看来，处理这样的案子，不会太困难。 从业30年，他经历过多少风浪。 “之前也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过两三轮就解决了。” 他没想到，这件事会持续三年。
2005年7月至今，吴兴华共撰写内参文章3篇，公开报道10万余字。
他介绍，这些文字的内容包括衡阳县委、县政府非法推行大承包，鼓动政府干部承包退耕还林。 “这些干部职工冒用真名、假名、亲属或他人名义，低价或以他人名义租用农民土地造林，挪用国家对退耕还田农民的补贴资金。”
吴兴华指出，由于县委、县政府干部弄虚作假，至少有1.5万亩农田植树造林，农民没有得到补贴，农民收入减少数千万元。 不少干部和承包大户假装将荒山荒地、林地等承包到户坡耕地，谎报造林近5万亩农田，骗取补贴5000余万元。
2005年12月，国家林业局就此事作出批示，派工作组赴衡阳县进行调查。
“但据我了解，国家林业局工作组到达衡阳县，下达指示、作出决定，几个小时后就回家了。” 吴兴华说道。
作为一名返聘记者，吴兴华通过《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内参。 2006年1月30日，温家宝总理在内参下达命令：国家林业局、湖南省政府查处。
吴兴华通过调查了解到，2006年6月底至7月初，国家林业局检查衡阳县退耕还林情况时，被检查的地方匆忙砍树、挖山、割草、挑水补苗。 , 并设立虚假网站。 团队居然得出了验证合格的结论。”
吴兴华打开电视，让本刊记者观看他们前去调查退耕还林情况的光盘。
“你看，这些都是假的。” 吴兴华请专业人士到现场逐个检查，并用摄像机记录下来。 “我们没有听说，而是跑到十几个村子里看到了，你看，这些都是林地，不是退耕还林地，都收了钱，真丢人。”
2006年第24期《法律与生活》杂志刊登了吴兴华撰写的《衡阳县退耕还林：谎言何以延续》，揭露了衡阳县两起退耕还林腐败案件。 2007年，湖南省政府责令省林业厅进行第三次调查。
吴兴华介绍，此次查处了一批人，但仍有不少不实报道的退耕还林未查处； 1.5万亩农户未领取到退耕还林补助费； 林业部门“默认暂时不收回”……“部分责任干部不予严惩，反而提拔了。”其中。
说起义愤，吴兴华坐不住了，只得站起身来，眉头紧锁，眼皮垂下，伸出食指用力在地上指了指。 他那一大串用蓝色绳子系在腰间的钥匙，现在会从裤袋里掉出来，挂在他的两腿之间。 他仿佛看不到一样，语气坚定而狂暴，言语的世界里没有什么好怕的。 “我会继续谴责这些人。”
“做这些事情真的很麻烦，他一个人应付这么多人吴兴华，很累。” 谈锦兰道：“可我能怎么办？无论如何，我都得支持他。”
“也有人来劝我不要去做，很多都是衡阳县派来的。” 吴兴华说，他们会请一些熟人，打听一下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材料寄到哪里，文稿发到哪里……
“所以你来的时候，我们非常警惕，担心你也是他们派来的人。” 本刊记者曾多次登门采访吴兴华，均被拒绝。 吴兴华是经他信任的人介绍才认识的。 .
吴兴华的书房里有一本账本，详细记录了他在衡阳县的花销。 他粗略地算了一下，包括装备、消耗品、门票、机票等等，他已经花了五万多块钱。
当有人说吴兴华会在经济上和身体上受到拖累时，他不屑一顾，“我是局级干部，我的退休金加上我妻子的收入每个月有一万多块钱。我女儿的工作和收入都不错，我可以和他们一起负担得起，所以没关系。”
也许有些人付出更多。 吴兴华透露，有知情人告诉他，衡阳县的一些领导，为了摆平这件事，动用了县财政的大量资金。
“别人越不敢写，我越想写，这是我的原则。”
重新就业一年后，吴兴华彻底退休。 他觉得自己现在写的稿子不像在《人民日报》工作的时候那么容易发表了。 在遇到当局的一些阻挠后，他开始将注意力从平面媒体转向互联网，甚至使用了同龄人很少使用的博客。
“如果你还在人民日报，就没那么难了。” 老吴感叹，“别太高估自己了，像我们这些人民日报的记者，不在这个平台上，你什么都不是。”
谁是朋友？
3月29日清晨，细雨蒙蒙，天空微凉。 长沙白沙井打水的人依然很多，打着雨伞，提着水桶。
自古就是江南名泉的白沙井面临被污染的危险。 白沙井附近的一块地，几年前就打算给某单位建宿舍楼。 吴兴华的报告使这个建筑方案被废止，古井才得以保留原貌。
30年来，吴兴华做过很多这样的事情。 他说这些事情几天几夜都做不完。 吴兴华的写作兴趣主要集中在批判性报道上，似乎没有什么是他敢写的。
搬新家之前，吴兴华住在湖南省委大院的记者家。 “住在省委，有省委的人还能写批评报告。”
2003年，湖南省委一些领导说要盖房子接待中央领导。 吴兴华接到报告，进行调查，发现原来的房子足以接待，没有必要再建，于是写了一份内参，并得到中央领导的批准，停止建设，并且该项目停止了。 “这块地还是空的，”吴兴华说。
毕竟地方事务很难监督。 吴兴华非常赞成远程督导，甚至想为远程督导写一篇作文。 “本地人不敢揭发问题，外地来监督也很正常，外地监督要鼓掌。现在说负面报道有负面影响，正面报道也有负面影响，夸张了正面报道会误导大众啊。 吴兴华又开始愤怒地指着地面。
多年以批判性报道为主的新闻工作，使吴兴华在湖南名声大噪，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吴青田。 吴兴华举了一个例子。 他曾经去过湖南的一个村庄。 人们知道他来了，纷纷燃放鞭炮欢迎他。 “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刻。”
他在《人民日报》做记者的时候，一些领导不是很大，都说吴兴华是我的朋友。
例如，原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就经常称呼吴兴华为朋友。
几年前，一位煤矿老板找到吴兴华，说郴州市纪委原书记曾锦春向他们勒索钱财，希望他查一查。 吴兴华当时没时间调查，就联系了李大伦，将曾锦春的材料递给他，并打电话让他调查，但很久没有回音。 “我后来见到李大伦，就跟他说，你怎么不回我，还说你是我的朋友，你还不够朋友。”
李大伦告诉他，曾锦春不是报道说的那样。 直到郴州案曝光，吴兴华才知道自己被这个“朋友”骗了。
许多官员曾经给他“面子”。 吴兴华曾打算去湖南某地采访。 当地党委书记知道他来了，早上4点就起床去火车站等。 结果吴某因为有事没有去，搞得秘书大人着急打电话找他。 “看我是记者，能写内参，就说是朋友吧。”
这位官员后来被提升为省级官员。 “升职后，我的语气就变了，被教训了一顿，批评我的报告，‘到处都是问题，光是主要的。’”吴兴华说。
吴兴华这么多年与官场打交道，吴兴华感慨万千，“我们的干部提拔后，不觉得为人民服务的担子重，而是觉得自己是对上点头鞠躬，对下者装逼，一心护民，升官。
吴兴华说，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不找想升职的人。 “我不想依附于这些人，我不想升官发财，我只想做一些有用的工作。”
“当记者比当官有趣多了”
虽然还在做记者相关的事情，但吴兴华退休后，空闲的时间比以前多了很多。 吴家后院种满了各种花草树木和蔬菜。 从早上到下午，吴兴华经常到院子里发呆。 他会盯着一片开花的菜圃久久凝视，那里有他半个月前播下的辣椒种子，“看，发芽了。”
吴兴华196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1年毕业后进入《人民日报》工作，后赴湖南记者站。 他已经工作了将近30年。
60多岁还在一线工作的中国记者寥寥无几。 吴兴华做记者的瘾，大概和香烟槟榔一样上瘾。
”为了研究衡阳退耕还林图，他发疯了。他住的房子很小，床、地、桌布满地，花了一天时间才看完它。” 谭金兰说道。
吴兴华不以为意，“那是初级，光看图纸就花了我一个月的时间。” 在谈锦兰那段时间的记忆中，她不知道吴早上是什么时候起床的，晚上是什么时候睡觉的，就好像他一直在看图纸一样。
经过三年的退耕还林工作，吴兴华已经成为一名专家，以至于他制作的极其复杂的材料需要读者花费大量的时间去了解。
一个记者对所调查的事实掌握得如此全面、细致，真是令人惊叹。 比如他列出了十几个乡镇所有人的亲属关系网，里面的任何人对他来说都是透明的，而这只是他搜集到的资料的一小部分。
这位64岁的记者年轻时，连续5年每年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100多篇。 也就是说，这5年里，平均每3天发表一篇文章。
某次政局动荡期间，吴兴华等人两个月没有稿子。 “他立即感到不适，拉肚子，没有力气上楼。” 谭金兰回忆道。
“如果一个人不一个人做事，那会很无聊。” 吴兴华在一旁补充道。
临近黄昏，吴兴华习惯性地出门散步，这几乎是他几十年来唯一的锻炼方式。
走在泉水渐涨的浏阳河长堤上，吴兴华反复告诉本报记者，你们这一代比我们这一代幸福。 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曾经被禁锢，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是按照“左”的思想来思考问题。
有一种感觉，这位 64 岁的记者希望自己还年轻。 他还会记得，在他年轻的时候，《人民日报》是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那时候大家都关注，大家都喜欢看。”
二十七年前，硕士毕业后，年轻的吴兴华并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步入仕途，而是当了一名记者。 这些年来，他总觉得，“当记者比当官有趣多了”。
[让我说几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