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彝族居住分散，社会发展极不平衡，不同的彝族地区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 其中就有酋长制度。 大家可能在过去的一些影视剧中看到过一些少数民族的村庄，里面的领导被称为“土司”。 那么这个酋长制度到底是什么呢？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土司制度简介
土司制度实际上是封建地主制度。 土司，又称土官、土司，是中国古代一类官职的总称，通常由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担任。 土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上的土司，是指少数民族地区的首领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设立的，得到中原朝廷承认的政府机构。 天下治其位，天下入其流，天下受其号“土官”。
明朝是土司制度的鼎盛时期。 据《明史》记载，明代土司有以下几种官员：
宣威使司：宣威使一人，从三品； 一副知府，从四品； 侍郎一人，从四品； 一名负责人，按照五品； 品尝。
宣抚司：宣抚使一人，从四品； 一副知府，从五品； 副使一人，从五品； 年级; 据磨一人说，来自九品。
绥靖司：五品绥靖使一人； 一个同志是六品； 六品侍使一名； 一臣七品。 其属：一官一人，从九品。
征召司：征召使者一名，从五品起； 一名副新兵，来自六品。 其属：一官一人，从九品。
首席官司：首席官一人，六品； 一名副局长，七级。 其属：一官一人，不在流中。
野蛮首席律官：正、副首席各一名，品级同上。
有蛮官、苗官、统帅、副统帅等官职。
军民府、涂州、涂县，设福州、县等官。
清代有统帅、土游、土都司、土守、土干宗、土干宗、土八宗、土八宗等。
彝族土司，封建地主制度
在云南省武定县、禄劝县北部和红河南岸的部分土司地区，20世纪上半叶还存在着封建领主经济的残余。 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政治制度就是土司制度。 清朝中叶以前，土司势力依然强大，当地的土地、山林都为土司所有，群众归土司所有。
近百年来，土司的势力逐渐没落。 新中国成立前夕，封建制度的经济形态已被彻底打破。 虽然土司用各种方法阻止土地流出，但很多“官田”还是通过各种方法流转给了老百姓。 与此同时，老百姓开辟的“私田”越来越多，一发不可收拾。 到解放前夕，在武定、禄劝土司区，老百姓的私有土地约占全部土地的一半； 在红河南岸的土司区，一部分土地已经流转给老百姓，一部分取得了土地所有权。
在贵州西北部和云南东北部，新中国成立前仍有不少小领主残余。 这些小领主是“改土还民”的残余。 威宁、毕节、赫章等地地势多，权势大； 大方、迁西、水城、织金、纳雍等县不多，势力较弱。 土司、土木地区虽然存在封建领主经济的残余，但二者乃至地区之间在残余程度和表现形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和特点。
一般来说，在上述土司、土木统治的地区，封建领主的剥削主要是实物地租，包括田租、官租、杂饼、存款等，剥削量约占30%。佃农农业总收入的-60%。 这还不包括劳务租金。 民国以后，国民党政府于1934年至1935年在本区实行保甲制，政治组织与汉区基本相同。
这一时期，云贵广西彝族地区和四川部分彝族地区逐渐进入封建地主制度为主的社会。 但是，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和阶级关系结构的差异，地区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云南大部、贵州部分地区、广西整个彝族地区，封建地主经济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 土地抵押、典当，尤其是买卖关系的盛行，导致了激烈的土地兼并和阶级分化。 作为主要生产资料，地主平均拥有的土地是贫农的七倍以上。 地主和富农拥有较多的牛、马、驴、骡等大牲畜，农具应有尽有，贫农则大牲畜少，农具不全。
该彝区地主阶级约占当地农户总数的5%，贫雇农户约占60-80%。 一些彝族地主不仅压迫剥削本民族农民，还压迫剥削其他民族人民。 与此同时，许多彝族农民除了被本族地主阶级剥削外，还受到汉族地主的统治和剥削。 但在一些贫困山区，土地集中程度较低，自耕农占绝大多数。 如云南弥勒县三乡，土改时约有530户，其中彝族占80%以上。
在四川部分彝族地区土司工坊，进入封建地主制度经济阶段的地区主要在凉山州安宁河畔、川滇大道附近、雷波县、马边县、鄂边、叙永、古林等靠近汉族地区的县。 地方。 上述地区有两种情况：安宁河两岸、川滇大道附近、雷波、马边、鄂边边缘地区基本上是从奴隶制经济解体直接发展到封建地主经济； 叙永、古林等县在“改田归民”后，在封建领主经济解体的基础上，转为封建地主经济。 在奴隶制直接发展为封建地主的地区，虽然封建经济是社会生产方式的主导，但由于奴隶制是奴隶制社会的产物，其残余和影响依然存在。
在封建地主经济下的彝族地区，近百年来也萌发过资本主义因素。 19世纪末以来，在滇越铁路及其支线沿线土司工坊，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数家资本主义企业，其中一些企业由彝族经营。 1878年前后，个旧锡矿区有彝族资本家20余人。 最小的企业有40多人，最大的有400-500人，最大的有1000人之多。 民国以后，滇东北彝族统治阶级逐渐形成军阀官僚集团，1927年至新中国成立，取得了云南的统治权。 他们中的一些人创办或控制了一些工商机构和企业，逐步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例如，他们控制了云南的金融机构——富甸银行，并先后在个旧和滇北建立了个旧锡业公司、云南锡冶炼公司、云南矿业公司、滇北矿业局等工矿企业。 除了上述“官商合一”的企业外，他们还通过参股或以自己的名义创办了一些民营企业。 仅昭通地区就有“昭通闽中实业有限公司”、“福和工”、“永达”、“庆丰祥”、“同协庆”、“宇通”等十几家企业，主要经营棉纱、油料、山产、药材交易，还有金银枪炮，开设了一些钱庄、商铺，垄断了滇东北、黔西北和凉山部分地区的工商业. 此外，他们还在昆明、上海、香港等地设立企业、银行或办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