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起，王越参与义乌日军细菌战史实陈列馆相关工作。 曾任义乌市档案馆副馆长、义乌市二战细菌战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王悦是义乌市崇山村人。 小时候，他总想知道为什么村里有些地基上没有房子。 他的父母只告诉他“他们在瘟疫后被烧死了”。
上小学时陈列子，王越参观了相关展览，在家乡附近的临山寺看到了日军解剖人体的照片。 这是“令人震惊的，就像地狱一样”。 王越的许多长辈都是崇山村瘟疫的受害者。 他是听着父辈悲惨遭遇长大的，因此对“崇山瘟疫”印象深刻。
2007年，王越被调到义乌市档案馆。 在义乌市档案馆工作期间，王越参与调查日寇细菌战罪行，整理遇难者死亡名单，采访当年幸存者； 开展崇山村细菌战遗址保护与开发研究； 参与展厅内容策划及档案收集； 与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原告团沟通...
如今，61岁的王越已经退休，但他经常到展厅做义工讲学。 他希望“崇山遗址”能得到更好的保护，也希望把这段被掩盖的历史告诉更多的人。 “以遗址的形式展示，可以让参观者感受到那个时代中国人民所遭受的巨大痛苦和屈辱。”
义乌日寇细菌战史实陈列馆痛苦雕塑 受访者供图
国内首家纪念日军细菌战遇难者主题公园
新京报：日军细菌战史实馆是什么时候建成的？
王越：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陈列馆位于义乌和平公园内，距细菌战重灾区崇山村不到一公里，建筑面积700多万平方米。 8600多平方米，展览面积3100多平方米。
从1994年开始，王轩等人与全国细菌战受害人联手，踏上了艰辛的跨国维权诉讼之路。 展馆建设用地于2009年经省委领导特批。
随后，义乌市委、市政府决定在日军活体解剖的临山寺一带，建设中国第一个纪念在侵华日军细菌战中牺牲同胞的主题公园——和平公园。
展厅内的展览分为“跨世纪诉讼”、“反人类罪”、“铁证如山”和“难忘纪念”四个部分。 动用上千份档案和报纸，还原历史照片700多张。 利用文物史料揭露日本侵略者违反国际法、毁灭人类的罪行。
新京报：展厅里有哪些比较珍贵的资料？
王越：比较珍贵的材料是王轩等人提供的材料，还有日本律师辩护团一之濑敬一郎提供的大量诉讼材料。 日本著名和平反战活动家、日本细菌战研究者那须茂夫先生向中国捐赠了数大箱二战史料，并委托王选整理暂存。 后来，这些资料都放在了展厅里。
其中有一张1942年6月3日日本大阪的《朝日新闻》的报纸，我觉得可以称得上是“镇馆之宝”了。 1942年5月21日，义乌沦陷。 6月3日，日本报纸刊登图片显示，日军前往义乌进行清理消毒，并以防疫名义带走被感染居民。 事实上，他们正在对各种瘟疫进行现场研究。
细菌战是一场秘密战争，而这则新闻照片就是铁证，也是中国细菌战原告赴日起诉的重要证据。
日本学者水谷直子在《揭露日军1644军活动》中也记载，南京市防疫供水处（1644军）先后到崇山村进行人体解剖检查瘟疫的杀伤力，并命名为鼠疫菌“松山株”。 这些证据是相互印证的。
新京报：如何用现代科技更好地重现当年的历史？
王越：展厅制作了雕塑、沙盘等，还利用声光等多媒体技术还原重点场景。 展厅里做了一个柴房，里面有两个穿着防护服的日本人。 曾经听去过的人说，“真的很恐怖”。 在我们看来，达到了宣传的效果，震撼人心。
还有一个痛苦雕塑，是以义乌北门瘟疫死难者家属为原型的。 母女俩同时感染了鼠疫。
展厅内还还原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场景，可以直观地让参观者了解到，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及其家属敢于拿起法律武器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 与经济补偿相比，他们更看重的是对死去亲人的补偿。
展厅陈列着日军用于细菌武器的细菌，主要有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痢疾、炭疽等。受访者供图
“崇山村1/3人口感染鼠疫死亡”
新京报：义乌崇山村发生了什么事？
王越：义乌当时是一个小县城，是浙赣铁路沿线的一个集镇。
有关资料显示，1940年，日军731部队在浙江衢县散布8公斤鼠疫，引发鼠疫。 蔓延到义乌的鼠疫从1941年开始，一直到1944年才停止，历时4年，波及全县80多个村。 1300多人死于瘟疫，30多户人家被杀。 灭门，其中北门和崇山是重灾区。
崇山村始建于明初。 是一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江南村寨。 氏族兴盛，人口众多。 1942年10月，崇山村的第一个病人王焕章突然病倒，随后爆发了大规模的瘟疫。 据统计，崇山村1/3的人口死于鼠疫。
我曾经问过我父亲关于我的祖父母遭受细菌战的情况。 父亲泪流满面，哽咽着说：“这是一场人祸，家里的房子被烧毁了，没地方住，只好在野外生活。你姑姑被日本人骗去看看。”大夫，卒于临山寺。”
新京报：当年临山寺发生了怎样的惨案？
王越：哈尔滨731部队所在地是日寇研制细菌武器的地方。 义乌崇山村等地是细菌武器的牺牲品。 解剖部位。
崇山瘟疫发生后，由于死亡人数多、死亡率高，受到日军1644年南京荣子军瘟疫支队的关注。 他们打着检查病人的幌子对村民进行体检，发现淋巴结肿大、发烧的病人被“隔离”，以治病为名进入临山寺。
临山寺曾是附近十镇八村祈平安、拜佛之地。 我们在核实登记受害人名单时，遇到了一位名叫王居连的老人。 她当年认识我姑姑，亲眼目睹了临山寺的情景。 作为幸存者陈列子，她当时只有十四岁，正要去临山寺给生病的表妹送饭，正好看到寺庙里关押着数十人，面色苍白，身体虚弱。 她看到，农村杀猪时会用到的器具很多，比如装水的木桶、门板、凳子等。 王朱利安非常害怕，从墙上的洞里逃了出来。
新京报记者：20世纪90年代，中国民间细菌战受害者在崇山村向日本提起诉讼。 这场诉讼是如何开始的？
王越：1992年，义乌市崇山村村民开始进行细菌战和鼠疫调查。 当时，三名村代表写了一份“联名诉状”，要求日本政府“履行损害赔偿”。 崇山村一万多人联名诉状。 寄到日本驻华大使馆。 诉苦虽然没了声息，却引起了同为崇山村后人的王轩的注意。
1997年，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义乌市的108名细菌战受害人及其家属组成原告团，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诉讼期间，日本辩护律师团队还无偿代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付出了巨大努力，为展厅筹备工作提供了大力支持。
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次拿起法律武器，起诉日本政府要求细菌战赔偿，要求对细菌战受害者进行个人赔偿。 诉讼历时十余年，影响深远。 最终，虽然官司以败诉告终，但法院最终还是承认了进行细菌战的事实。
这也是日本法院首次以法律文书的形式认定日本侵略者在中国进行细菌战； 日军的细菌战是天皇下令的，也就是说，日军的细菌战是国家的行为。 这一判决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沉重打击，日后细菌战的罪行将无法掩盖和抹杀。
王轩曾代表原告集团表示：“打官司是为了受害者的尊严，是为了证明他们无名的生命曾经存在于地球上。”
参观展厅的中小学生。受访者供图
“废墟是沉默的铁证”
新京报：为什么要在战地建一个史实展厅？
王越：在崇山村很多地方的房子里，都有细菌战受害者的故事。
由于日本政府的种种包庇，他们也非常害怕细菌战这种违反国际法的严重罪行被公之于众。 因此，日本人在投降时，彻底摧毁了细菌战基地和设施，销毁了各种犯罪证据。
1942年11月18日，为销毁证据，驻义乌日军包围崇山，将病人赶到后山，随后放火焚烧崇山村。 大火烧了整整一天一夜，全村530多间房屋被烧毁，700多名村民无家可归。 由于日本兵在烧房子的时候乱点火，幸好遇难者的房子得以保全。 第一个病人的房子没有被烧毁，还保持着今天的样子。
731遗址我去过3次，保护的很好。 义乌是进行细菌战的地方，也是有故事的地方。 比如临山寺还在。 虽然废墟本身不会说话，但每一处废墟，都作为无声的证据，向世人诉说着真实的历史。 站点是唯一且不可简化的。 一旦消失，复制的东西再逼真，也失去了真实性。
以遗址的形式陈列，可以让参观者感受到那个时代中国人民所遭受的巨大痛苦和屈辱。 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会挨打、会被奴役、会被羞辱。
新京报：前来参观展厅的都是哪些群体？
王越：每年春秋两季，义乌市教育部门都会组织中小学师生到临山寺走走吊唁、缅怀先人。 在9月3日清明节、9月18日抗战胜利纪念日、国殇日等特殊日子，社会各界自发组织到和平公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义乌民间还将11月18日定为义乌细菌战遇难同胞纪念日。
在我负责讲解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小学生，他们看起来很专注，很恭敬，做笔记也很认真，甚至还要求家长拍照不带手机。
现在我退休了，我有更多时间回去做演讲。 看着那些认真的孩子们，我心里还是挺欣慰的。
此外，日本ABC企划委员会（反对使用核生化武器的民间和平组织）组织的探访团，每年也探访日军细菌战的死难者。 他们还将前往“洁泊亭义乌瘟疫遇难者纪念碑”，向遇难者致歉。 参观团里，有老人、身体不好的，也有年轻人。 我觉得他们把细菌战放在心上，很感人。
新京报记者李从编辑袁国立校对吴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