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5日下午，以“反思美国区域研究”为主题的“北大文学与研究论坛”第50期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208会议室召开。 芝加哥大学历史系Bruce Cumings教授发表主题演讲； 北京大学历史系牛可副教授主持论坛； 北京大学历史系昝涛副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王洪哲助理教授、国际关系学院刘海方副教授、雷少华助理教授参与对话。
卡明斯和他的冷战研究
卡明斯教授是美国著名的东亚史、朝鲜史和现代国际关系专家。 部门主管。 1999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其著作《朝鲜战争的起源》第一卷获美国历史协会费正清图书奖，第二卷获美国历史学会昆西赖特图书奖美国国际研究协会。 奖。 此外，他还担任《剑桥韩国史》主编，并在《伦敦书评》、《国家》、《当代史》等期刊杂志上发表文章。
面板上的布鲁斯卡明斯
卡明斯教授曾发表过两篇关于美国区域研究的文章，在相关领域引起了重要反响，成为“冷战社会科学史”理论的发起人之一。 这两篇论文分别是《边界位移：冷战期间和冷战后的区域研究和国际研究》，1997 年和《咬住你的手：为什么美国基金会支持区域研究的“情报功能”仍然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2004 年》）。
卡明斯教授坦言，写这两篇文章的原因有三：一是受到“愤怒”和“反抗”两种情绪的驱使，意图批判政府权力对学术的危害； 另一个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些以前的学者关于中情局在冷战期间支持区域研究的证据我们忽略了； 三是因为他的几个家庭成员与中央情报局有联系。
卡明斯教授的父亲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前往纽约州罗切斯特大学任教，在那里结识了很多与中央情报局（CIA）有关的人物。 他的父亲在朝鲜战争开始时加入了中央情报局。 卡明斯当时只有8岁，上小学三年级，但他仍然记得父亲和朋友们的谈话。 （因为工作保密的需要，他父亲的人脉范围几乎仅限于CIA内部）。 卡明斯说，与大多数人的印象不同，并不是所有的中情局成员都是保守派或右翼分子，他们中有不少人是政治自由派。 50年代初期，许多学者加入中情局以逃避麦卡锡主义的迫害。 卡明斯的父亲只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了一年，而他的姑姑在二战期间加入了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服务办公室 (OSS)，并于 1970 年退休。
卡明斯教授解释了两种“愤怒”情绪。 一是60年代后期，美国激进杂志《Ramparts Magazine》曝出，美国最大的学生组织——全国学生会，长期得到中央情报局的资助。 一时间舆论哗然，不少人纷纷表示愤怒和不堪怒火。 然而，大多数人并不愤怒中情局的资助活动，而是责怪泄密者。 冷战初期，学者们形成了冷战自由主义（Cold War Liberalism）意识，希望动员一切力量，采取一切手段与共产主义作斗争。 对于这些人来说，泄密事件不仅损害了个人和组织的声誉，也破坏了建立在冷战共识基础上的合作学术和政治秩序。 第二种愤怒是由以卡明斯为代表的“冷战社会科学”批评者引起的。 曾担任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 (SSRC) 下属多个委员会成员的卡明斯在 1990 年代看到了菲利普·莫斯利的档案，发现 SSRC 的许多地区研究计划与中央情报局密切相关，并决心将其制定public已经发芽了，所以写成“边界位移”。 这篇文章为卡明斯树敌不少，但大多数人虽然被激怒了，却无法反驳它。 90年代中期在中情局工作的政治学家约瑟夫·奈伊（Joseph Nye）回应卡明斯教授说，为中情局工作是个人的自由，其他人无权批评和干涉。 事实上，很多人都隐瞒了自己在中情局的工作经历。 就连莫斯利的女儿也对父亲曾在中央情报局工作感到惊讶，并专门写信询问。 大多数与情报机构和军方有联系的个人和机构都否认这种事情，但实际上有很多知情人。 例如，《中国季刊》的创始人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声称对《中国季刊》秘密接受CIA资助一事毫不知情，但实际上他的《百花》（the hundred flowers）是其中之一中央情报局资助的作品。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进入情报部门的学者受到许多限制和障碍。 首先，他们必须通过安全审查测试，其中涉及性取向、家庭关系等诸多隐私问题，尤其是FBI的测试，让学者们难以维护尊严。 另一方面，学者必须签署保密协议，与情报相关的研究内容不能自行发表，必须通过中情局的审查。 此外，中情局还会在没有给出明确解释的情况下，以“情报机密”为由，任意删除该刊物的内容。 卡明斯直言，在安全审查（security clearance）之前，学者甚至不能在课堂上自由教授相关内容。
在卡明斯看来，作为专家，你将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成为专业学者，在大学进行纯学术研究； 另一个是报效国家，专心在情报机构和政府工作。 两者本身都很好，但一个人不能同时做到这两点。 卡明斯说他对中央情报局没有偏见。 虽然他从小就决定不为中情局工作，但他不介意与中情局人员交往，也不排斥他们参加学术会议； 他甚至会向中央情报局的团体和部门发表演讲； 他没有阻止儿子加入中央情报局。 不过，卡明斯开玩笑说，在美国的大学里，尤其是华盛顿附近的大学里，很多学者往返于大学和情报机构之间，这也是华盛顿周边没有一流大学的原因之一。
卡明斯最初很少关注大学与情报界的关系。 在研究朝鲜战争时，他偶然发现了威廉·多诺万 (William Donovan) 的档案，这些档案揭示了 1940 年代外国和地区研究与情报机构之间极其密切的联系。 多诺万是战略情报办公室的创始人。 他还提到了乔治·凯南、约翰·佩顿·戴维斯和其他人的经历。 在这里，卡明斯教授结合戴维斯的经历，描述了麦卡锡主义对美洲地区研究的影响。 戴维斯在1943年至1944年间预测中共将赢得内战，并劝告美国政府认清形势。 卡明斯教授认为，这只是客观的评价和推测，但戴维斯在1950年代初期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失去了在美国国务院的工作，前往秘鲁做家具经销商谋生。 随后返回美国。 麦卡锡主义对区域研究尤其是现代中国研究的破坏是前所未有的，费正清等人也难逃其害。 甚至直到1968年，卡明斯前往哥伦比亚大学进行越战研究时，许多教授仍心有余悸，劝告卡明斯谨慎行事。
区域研究与情报机构之间的关系很复杂。 多诺万档案中的一些文件特别强调，政府不应直接干预区域研究的发展，以免引起区域研究知识充当“情报代理人”的嫌疑。 它还反复强调区域研究应该公正客观，没有任何利益冲突。 然而，在给多诺万的一封信中，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克林顿巴纳德写道，“大学的直接任务是为政府承担情报职能。”
美国的区域研究
此外，Cummings教授还简要介绍了“区域研究”概念的内涵和渊源。 他开玩笑说，区域研究的建立让外部世界的研究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获得了“elbowroom”，也就是说，它在学术体系内建立了机构身份。 他提到，1945年，美国大学历史系以研究美国历史为主，其次是欧洲历史，但不包括东欧。 他指出，芝加哥大学有很多波兰学者，但没有对波兰历史的研究。 对中国、印度等非西方“大文明”的研究，属于东方学和汉学的范畴，侧重于古代思想（如儒释）、古代文字、文字学。 对东亚来说，汉学家是主导力量，对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的研究往往属于这一类。 但是汉学家无法解释现代中国的许多问题，比如中国革命、共产主义等等。 在他们眼里，中国传统与现代是截然相反的。 美国学术界曾关注“为什么中韩没有像日本那样迅速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而汉学家只是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阻碍作用。 不过，在卡明斯看来，中日韩三国的传统差异并没有直接导致三个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不同命运。 70年代以来中国和韩国的快速发展也证明了他的观点。 而且，大多数汉学家只会读文学，不会说中文。 他指出，在区域研究的发展过程中，语言教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听说能力越来越受到重视，从而使学者们能够进行田野调查。
卡明斯补充说，近代中国的研究在冷战初期受到政治的影响，到1949年才分开。1949年以前研究中国的学者大多在历史系，而近代中国的研究人员大多在该系社会科学。 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相比，历史学家与中央情报局的联系要少得多。
在战后大学推动区域研究的浪潮中，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于1962年迎来了第一位从事近代中国研究的学者——何炳棣教授（当然还有此前加入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的邹迅教授）科学）。 如今，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有5名研究近代中国的教员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中国史领域已完全成为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何炳棣
Cummings教授还谈到了区域研究因为所谓的“理论水平低”而面临的歧视和偏见。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芝加哥大学，计量经济学方法和理性选择理论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中越来越受欢迎，在这些学科中，区域研究专家不可能这样做，除非他能证明他的理论熟练程度或熟练程度数值统计。 很难被同行认可。 学者必须先精通理论，才能顺利获得教职； 区域知识只是锦上添花，所以很多区域研究人员都是移民或外国学者。 区域研究在经济学中很少见，直到几年前，芝加哥还没有学者研究非西方世界的经济史。 很少有学者能从区域研究中建构出一个理论体系，耶鲁大学的詹姆斯·斯科特就是其中一位少有的人物。
最后，卡明斯教授还肯定了情报机构的积极作用。 冷战初期，受美国“小政府”传统的制约，美国国会无法直接支持高等教育的发展。 联邦资金通过中央情报局和基金会等机构流向大学。 1957年，苏联发射了史普尼克人造卫星。 作为对这种“冲击”的回应，国会于次年通过了《国防教育法》（NDEA）。 联邦政府将资助拉丁美洲研究、非洲研究和其他“语言和地区研究”项目。
座谈会和讨论
在Cummings教授趣味横生的介绍之后，与会的几位客座学者结合自己的学术工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牛克教授认为Cummings教授的演讲比两篇发表的区域研究文章更复杂、更平衡、更丰富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对此他表示赞赏。 牛可认为卡明斯教授的个人经历丰富而精彩，建议他写回忆录或自传。 Cummings教授回应称，这两篇文章的写作目的是为了学术辩论和揭示不为人知的事实，因此他没有详细阐述区域研究的建立和发展。
昝涛教授分享了他访问印第安纳大学欧亚研究系的经历。 两年时间里，他逐渐了解到这个系有国防学背景——这个系最初是为二战时期军队的专业语言培训项目（ASTP）而设立的，曾培训过中亚语言和冷战期间情报机构的语言。 外交官们，财力曾经很雄厚。 听乌兹别克语时，他遇到了两名学生，其中一名学生在学期中突然失踪，后来才知道这位同学已被情报部门聘用，可能会被派往阿富汗。 卡明斯教授也碰巧在印第安纳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他认为，国防教育法案的拨款也是政治博弈的结果，印第安纳州国会议员为印第安纳大学争取了大量资金。 区域研究并不过分集中在哈佛大学等少数私立机构，印第安纳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等一些州立大学也获得了资助。 由于中亚在冷战时期处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内，相关区域研究也享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随着冷战的结束，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中亚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 2001 年阿富汗战争爆发时，中央情报局雇用了一名讲阿富汗官方语言（普什图语）的雇员。
克牛认为，美国地区研究的产生和发展不可能仅仅通过“冷战社会科学”解释单一模型来产生和发展。 在情报机构和国家对区域研究的资助、指导和控制之外，推动区域研究的社会科学家群体具有清晰的学术和文化思维，具有超越政策效用的更高远的目标； 跨文化理解）和致力于弱化美国的“种族中心主义”，这些都应该得到认可和赞赏。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卡米洛特计划曝光后，许多人为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感到羞耻。 一些学者在与政府和情报机构合作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对抗冷战政治的缓冲作用。 例如，大卫·恩格曼认为，莫斯利和克莱德·克拉克霍恩等第一代苏联学者认为，苏联是一个稳定的工业社会，得到人民广泛而深入的支持，远未崩溃。 这有利于削弱美国攻击苏联的意图，保持冷战冷战，避免出现全面“热战”的后果。 卡明斯教授同意了。 他说，一方面，中情局内部有很多自由派。 另一方面，许多区域研究学者对政治没有直接兴趣。 他们只是希望利用知识来改善社会状况，例如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参与制定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以造福于墨西哥农民。
雷少华助理教授在复习环节首先回忆了在犹他大学求学的经历。 他记得中央情报局喜欢在犹他州招募摩门教徒（因为摩门教徒过着纪律严明的生活，渴望为国家效忠）。 他认为，一方面，中央情报局声誉不佳，被认为经常暗中颠覆外国政权；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需要借助中央情报局了解世界的真实情况，并据此制定政策。 因此，区分中央情报局资金的用途似乎是合适的，无论是用于学术还是政治，用于宣传还是区域研究。 Cummings教授承认，资金的使用应该具体考虑，不应该一概而论。 由于中央情报局在1940年代和50年代是国会资助高等教育的重要渠道，国会后来考虑到中央情报局的声誉，通过其他机构注入资金。 他还认为摩门教徒在情报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每个摩门教徒都要去国外做两年的传教工作（他提到自己在和平队工作时，在韩国认识了摩门教传教士），需要快速学习当地语言，所以语言能力很差。经常优于他人。 而且他们的思想比较保守，坚守对美国的忠诚，所以中情局很喜欢雇佣摩门教徒。 接下来，卡明斯提到，美国的宣传系统非常复杂，中情局似乎并没有要求大学承担具体的宣传任务。 但他们希望利用社会科学理论优化宣传方式，增强宣传效果，加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 此外，他们还将资助共产党宣传和精神统治手段的研究。 例如，1957年，中央情报局资助研究如何对朝鲜进行宣传，以改善朝鲜人对美国人的印象。 不过，卡明斯教授开玩笑说，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研究项目。 美国对朝鲜人的轰炸和屠杀太过残忍，不能指望朝鲜人在短时间内改变看法。 中央情报局还赞助学者到国外进行实地考察。 但是，当一名学者的“间谍”身份暴露后，不仅会被开除、禁止入境（比如1960年代在印度接受调查的学者被驱逐出境），甚至会面临生命危险，而且还会影响学术界的整体声誉，影响正常学术。 活动。 卡明斯回忆说，当他加入和平队（Peace Corps）时，领导多次告诫队员们不要与中央情报局接触，以免影响集体活动。
雷少华教授接着提问如何正确评价和使用近年来解密的CIA档案。 他提到，包括亨廷顿在内的许多比较政治学家都使用过CIA的档案，但CIA档案中的许多统计数据与官方数据有很大差异。 卡明斯教授首先解释说，他文章中使用的档案材料已经被中央情报局解密，不属于机密材料。 他同意中央情报局的记录可能有偏见。 例如，中央情报局估计 1990 年代朝鲜约有 200 万人死于饥饿，但几年前一位人口学家反驳说只有 60 万。 为了提高研究的准确性，学者们应该对档案的各个方面进行比较和综合。 他举例说，朝鲜战争爆发时，除了中央情报局，还有大约15个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同时关注着战争的走向。 此外，还有许多人类学家的实地考察报告。
刘海方教授首先表达了对卡明斯教授的钦佩之情，称赞他为学生树立了榜样，热心帮助学生制定人生规划。 她问了两个问题。 首先，美国区域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发生在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中，深受冷战影响。 如何正确评价这一时期的学者和学术成果？ 第二，美国对区域研究的资助是否有优先顺序，非洲研究的现状如何？ 如果美国在某个地区没有太多真正的国家利益，美国还会资助这个地区的相关研究吗？ Cummings教授首先肯定了美国的区域研究是出于国家利益，确实有优先次序。 冷战时期，苏联研究最为重要，其次是中国和东欧研究。 朝鲜研究也很重要，福特基金会在 1960 年代资助建立了六个朝鲜研究中心。 优先事项也会随着国家利益的变化而变化。 比如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期间，国家也会加强相应地区的研究。 冷战时期，美苏对非洲的介入多为小规模战争，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安哥拉冲突。 美国大学普遍将非洲视为一个整体的学术研究对象。 比如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就有一个非洲史学者（历史系试图招收更多的非洲研究学者，但是考虑到附近的西北大学已经开展了比较完整的非洲研究，这个计划最终被放弃）。 非洲研究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殖民时代的痕迹，例如法国主要研究前法属殖民地，荷兰研究南非等。 这主要是因为非洲国家的文字史比较短，档案资料大多是前宗主国的文字记载。 近年来，由于反恐战争，非洲变得越来越重要。 恐怖主义已经取代前苏联成为美国新的敌人。
王宏哲教授注意到，卡明斯教授的两篇论文是在“9.11”事件前后写的。 他想知道卡明斯教授对区域研究的看法是否受到“9.11”的影响。 卡明斯说，他曾对“9.11”后的事件发表过评论，并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发表，但他当时做出的一些分析和判断——比如预测类似的恐怖袭击不太可能继续，那里不会有那么多年轻人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来进行自杀式袭击等等——时至今日都被证明是错误的。 但“9.11”式的大规模恐怖袭击并没有再次发生，恐怖主义也没有以草根组织的形式在美国生根发芽。 他认为，与珍珠港事件相比，“9.11”对美国的影响不具有彻底改变的性质，而只是强化了已有的趋势。 但对于学术界来说，“9.11”堪称一份巨大的“礼物”，为新政策研究赢得了大量资金，也让学者与情报机构的合作更加紧密。 例如，两名心理学家被授予 800 万美元用于研究如何审讯恐怖分子。 但是，美国的恐怖主义研究还存在很多问题，很多学者生搬硬套已有的理论。 例如，某位学者对阿富汗的具体情况了解不多，却用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来研究农村力量遏制塔利班，指导中情局工作，并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纽约客（纽约客）。 事实也证明，他的理论并没有成功遏制塔利班势力。 后来他还写了关于非洲的书，受到非洲区域研究者的批评。
王宏哲认为，区域研究架起了社会科学与非西方世界知识之间的桥梁，也加深了共产主义与自由世界的对立。 美国政府资助地区研究以对抗共产主义。 这也影响了欧洲，例如，布罗代尔从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会获得资金，并在拉扎斯菲尔德（担任福特基金会顾问）的帮助下在巴黎开展区域研究。 他认为，冷战社会科学的创立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反共，了解甚至向敌人学习，以打赢文化和经济战争； 另一个是军事-工业-科学联合体的作用。 在他看来，是否认同冷战自由主义，决定了一个学者是否会接受中央情报局的资助。 此外，区域研究还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 在两篇论文的最后，Cummings教授都提到，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发酵，70年代成为社会科学的繁荣时期。 与此同时，世界许多地区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发展，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都需要全新的国际传播标准和国际秩序。 但 20 世纪 70 年代只为进步势力提供了短暂的机会，随后为反动派别提供了机会。 1984 年，共和党人纽特·金里奇 (Newt Gingrich) 撰写了《机会之窗：未来蓝图》，同时建议国会削减区域研究经费。 同时，冷战后意识形态之争趋缓，地区界限逐渐模糊，世界市场和区域合作不断加强。 许多人质疑区域研究的意义。 卡明斯在其题为“边界置换”的文章中提到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的废除社会科学学科并在“政治经济学”下重组的建议。 在20世纪历史条件已经衰落的今天，区域研究应该如何面对诸多超国家、跨区域的全球性因素，如何重新认识国家在社会科学组织中的作用，如何维护区域研究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和领域活力？ Cummings教授基本同意上述观点。 他解释说，70年代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期，出现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佩里·安德森的《绝对主义国家的血统》（Absolutist State）等，政治经济学、历史社会学等子学科也逐渐兴起. 但里根的上台和“自由市场”理论的复兴打破了局面，学生们似乎厌倦了 1970 年代的教义； 理性选择理论、定量研究和模型构建很流行，并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初。
牛可还询问了大学区域研究的组织形式，特别是芝加哥大学的情况：芝加哥大学的区域研究是全校范围的组织结构，还是表现为分散的部落？ Cummings教授回应称，芝加哥大学的学术风格偏向于保守，部门组织性比较强。 新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要获得专属的组织平台并不容易。 例如，女性研究和种族研究花了很长时间才站稳脚跟。 美国大多数学校的区域研究都是以区域研究中心或项目的形式开展的。 但是，芝加哥大学没有专门的区域研究中心。 虽然也有韩国研究等项目，但地域研究的开展通常在正规系内进行。 , and it is often difficult for each department to win the right to set up a chair in regional studies; for example, the history department had only one chair in modern Chinese studies, but it was established later because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visited China and became very interested in China. Second teaching chai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has a dedicated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 Th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 Civilizations (Th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 Civilizations), but it is more focused on humanities research, such as research on Chinese literature, Japanese movies and other topics. The situation at Harvard an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s different. Scholars of East Asian history are all in th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while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Harvard is still dominated by the study of American and Western European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so ha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rojects, but generally does not take the form of setting up a research center, and only hires administrative staff without separate teaching positions. He said that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regional studies after 30 years of unremitting efforts, and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lso provides teaching positions for regional studies under Comparative Politics; but in th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In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he trend of emphasizing on theorization leads to resistance or even rejection of area studies.
Finally, Niu Ke asked whether area studies are being weakened and restricted by the academic culture of positivism. Professor Cummings believes that positivism had a great influence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especially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area studies faced a crisis of identity and teaching positions. But the theories of Jacques Derrida, Michel Foucault and others provided new vitality to area studies. Through the theories of these French thinkers, young American scholars transcende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began to study theories of the humanit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re are man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China, South Korea, and India. They have mastered their own language and culture, so they are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Many of them were hired by humanities colleges such as English department and art history because of their theoretical originality, which was hard to imagine before. Today, area studies are taking on increasingly diverse aspects, emerging fields such as musical anthropology (for example, scholars at Harvard University are studying the unique form of Korean comfort singing to understand the lives and lives of comfort wom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