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27 07:09 | 浙江新闻客户端| 记者 黄惠贤 佟健
杭州知名早教机构易乐宝贝的倒闭事件在我们报道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如今，宜乐宝贝的四家门店相继关停。 数百名家长提前交了高额学费却没有上课。 不少家长诉诸法律维权。
现在怎么样了？ 停课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管理漏洞？ 遇到有问题的早教机构如何维护自身权益？ 对此，记者展开进一步调查。
一个中心正在寻找另一个家，但一个中心的负责人失踪了
“我觉得钱浪费了，我花了8400元报名了48课时，还送了7课时，到现在还有36课时没有上，店家已经“算了算了，还有六千课时，多少啊。” 家长沉女士告诉记者，女儿在易乐宝宝古印中心店上课，一开始没想过要报早教班，后来觉得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方式给女儿玩，孩子很喜欢，就报了班。
11月初，沉女士突然被拉进了易乐宝宝的家长维权群。 后来她才听说，易乐宝宝的老师们已经拖欠了几个月的工资，而且机构的财务状况也出现了问题。 如今，沉女士已将自己持有的部分登记凭证材料交给了相关部门，但该店负责人并未对家长作出任何解释。
记者了解到，由于资金链断裂，易乐宝贝武林中心店、钱江中心店、古印中心店、滨江中心4家门店相继关门歇业。 其中武馆的负责人是孟某，其他三人都是王某的负责人。 不少原本到这些店报到的家长，都陷入了和沉女士类似的境地。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江干区的易乐宝贝钱江店，看到店门紧闭。 透过玻璃门往里看，大厅的地板上和桌子上散落着很多垃圾。 没有人在那里。
“家长们根本联系不上易乐宝贝的负责人王某。” 家长曲女士表示，目前，无论是退还所欠学费，还是将课程转到其他早教机构，易乐宝贝钱江中心店都没有回应。 给父母一个答案。
记者试图致电钱江中央店负责人王某，电话无人接听。
据悉，江干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教育局、四季青派出所目前正在介入善后工作。 四季青市场监管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今年10月底至11月初，他们先后3次约谈了杭州思宜润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两位股东王某和苗某。属于。 采访中，王某表示自己没有钱，无法补偿家长的学费，并承诺会为没上完课的孩子找地方继续上课。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王某并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
那么，率先停课的易乐宝贝武林中心店情况如何呢？ 记者随后联系到易乐宝贝武林中心店负责人孟某。 孟说，他已经统计了在他店购买课程的家长的意愿，正在与其他早教机构协商，将还有剩余课时的孩子转移到其他机构继续上课，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 不过，目前尚不方便透露联系的机构名称。
下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投诉中心负责人基本证实了孟某的说法。 负责人告诉记者，易乐宝宝武林中心的投资方杭州同锐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负责人孟某确实在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试图将已经购买课程的家长分流到其他渠道。早教机构。
此外，还有家长在钱江店停课后，找到了位于吴江路天洋亲子广场的易乐宝宝望江中心店，希望继续在那里上课。 但望江中心店的负责人并不是王某，而是一位姓余的女士。 于说，钱江店负责人王某必须将孩子剩余的课程费用转给望江中心，才能完成转账。
易乐宝贝法人变更、合同主体不同，管理存在诸多问题
记者了解到，杭州易乐宝宝早教在杭州有多家门店，如红石、城北、城西申花、钱江、萧山嘉福、富阳、武林中心等，但这些门店并非同一家公司所有，而且公司股东也现身。 过去的变化。
该声明已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得到基本验证。 记者在系统中查询发现，2016年5月18日，“杭州易贝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 由王蓉和于亚芳改为王丽丽和于亚芳。 目前，“杭州易贝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股东还有王丽丽和于亚芳。 可见，之前王蓉与于亚芳确实合作设立早教机构，但2016年后，王蓉与于亚芳的合作不复存在。
同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还有一家公司“杭州易乐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王蓉为法定代表人，股东为王蓉、黄玉梅。 异常操作列表。
四季青市场监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易乐宝贝钱江中心店11月初关闭后，将王某工作的杭州思宜润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纳入异常处理。 同时，建议家长可以走法院诉讼途径进一步解决此事。
关于法律维权责任主体，记者咨询了北京伟恒（宁波）律师事务所吴海平律师。 吴律师告诉记者，当与企业发生经济纠纷时，承担责任的一般是企业作为主体，而不是个人。 如果易乐宝贝的不同门店属于不同的公司，那么在法律上，应由该门店对应的公司承担责任。
除了责任主体的争议，记者发现，易乐宝贝在管理过程中也存在一系列违规行为。
采访中，有家长向记者展示了报名时与易乐宝贝相关门店签订的课程销售协议。 在武林中心店老板赵女士提供的一份协议书上，记者看到，协议书右下角的钱是“杭州易乐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但上面的印章是“益乐宝贝XX中心”。
吴海平律师告诉记者，家长与易乐宝宝早教机构签订的合同是双方的真实表达，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 仙易乐宝贝因自身无法正常运营，未能有效安排孩子在其他门店继续完成课程服务内容而被关闭。 其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致使家长无法达到签订合同的目的。 家长作为合同的守约方，可以提起诉讼解除双方的合同关系，并要求退还未服务的部分课程费用。
但与此同时，吴律师也指出，印章主体所显示的“某某中心”未必具备对外独立承担责任的资格。 一定很麻烦。 建议家长以后在签合同的时候注意这些细节。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易乐宝贝管理不规范的问题还体现在预付费用的支付上。
据了解，易乐宝贝的课程类型主要分为育儿班和早教培训两大类。 报名托儿班的家长一般是根据课程的多少来付费，这类班的费用一般在1万到2万元之间。 参加早教培训的家长按年付费，每节培训班每年的费用通常在3万元至4万元之间。
根据浙江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企业法人提供的单张已登记预付凭证金额不得超过5000元，单张未登记预付凭证金额不得超过1000元。 同时，今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也指出，校外培训机构收费时间要与学校相协调。超过三个月的教学安排和费用不得一次性收取。 由此看来，易乐宝贝的充电金额和充电时间跨度均存在违规行为。
此外，不少家长向记者反映，事后查询支付宝支付的学费去向时宁波早教，发现汇出学费的账户竟然是支付宝个人账户。 对此，吴海平认为，如果易乐宝股东擅自挪用公司营业收入，造成公司财务与股东个人财务混淆，逃避债务，影响母公司利益，母公司可以要求股东起诉时承担连带责任。
专家建议：成立早教机构早教主管部门
事实上，在当前的早教市场，易乐宝贝的一系列问题并非孤例。 易乐宝贝停课的发酵，逐渐揭开了当前早教市场问题的瓶盖。
记者了解到，目前设立早教机构的门槛并不高。 浙北一家早教机构的工作人员唐女士告诉记者，对于小型早教机构来说，注册资金100万是办机构的主要条件。 这些机构在当地工商局注册时，还需要注明提供的服务类型。 “与教育咨询服务相比，包含托儿服务的早教机构对消防的要求更为严格，一些早教机构会胡闹，注册为教育咨询机构，但实际上包含了托儿项目。” 唐女士说。
随着年轻父母对早教越来越重视，以及“二胎时代”的到来，早教市场的“蛋糕”越做越大。 根据2018年《中国早教蓝皮书》，2017年我国早教市场规模突破2000亿元，预计2020年我国早教市场规模将达到3000亿元。然而，高昂的预付费用、师资参差不齐、加盟模式缺乏有效管理，都给消费者权益带来了隐患。
然而，在当前井喷式发展的背景下，早教机构尚无明确的主管部门，市场监管存在明显空白。
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监管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杭州对早教机构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 监管任务分散在各个部门。 他们也在积极应对，希望尽快确定主管部门。 “各个监管部门都有‘主心骨’，更有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 工作人员说。
杭州市教育局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中小学生文化课培训机构需要教育部门办学许可方可经营，但早教机构分为婴幼儿保育、幼儿托育机构、兴趣班、早教班等，是经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登记的企业，但不属于教育部门办学许可范围，因此教育部门不是其主管部门。
那么，在没有明确主管部门的情况下，消费者在市场上选择早教机构时，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
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建议，在选择早教机构时，可以看经营规模、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主体是否合法等。 同时，要有风险控制意识，经得起部分商家“预付越多越优惠”的宣传诱惑。 一次支付的钱不要太多，可以采取分期预付的方式，因为无法保证商家后续的经营。 这种情况，即使后期采取诉讼的方式，也不一定能追回这笔钱。 另外，报班时一定要和单位签订正式的合同，这样才有纠纷的依据。
“在目前的早教市场，早教课程确实会因为收费、师资等方面的差异，而在课程质量上存在差异；但托儿项目其实各个机构的差异并不大，我觉得比一个月1000元，成本够了。 早教机构工作人员唐女士说，她所在机构一位阿姨的孙子曾在早教机构上过半年的托儿班，一万多元，但她问孩子仔细想想，幼儿园吃的东西宁波早教，其实和1000多个档口的幼儿园服务差不多。”选择幼儿园，不一定是越贵越好。 家长需要在这方面理性消费。”
“3岁以下的孩子掌握多少知识并不是最重要的，应该给他们提供的是社会交往的机会。” 浙江一位教育界资深人士建议，由于教育部门的监管范围是3岁以上，可能会将3岁以下儿童的教育定义为保育，由卫生机构指导或者妇联，让机构在保证现阶段子女教育安全健康的同时，有自由发展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