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昆仑研究院】关注）
两个“主要战斗派”和两个“主要和平派”
——略论外交中的民事纠纷
以吴建民在外交学院的题为《准确认识当今世界》的演讲为导火索，再加上袁南生的推波助澜，在网络舆论圈点燃了民间对国家外交的争论之火。
民间参与战争与和平的讨论，古今中外都有。 在中国古代，有很多公共辩论。 今天，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大众更多地关注和互动，相互了解。 在国外，尤其是那些经常发生战争的国家，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争论更加激烈。 例如，在美国，数十万或数百万人走上街头抗议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Obama was elected president largely because of his opposition to the war. 在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政府因效仿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而被舆论批评为美国的哈巴狗。 在世界各国，战争与和平的争论在那些虽然没有发动战争的资本却可能卷入战争的国家中并未停止。
这是正常现象。 没有民心的战争，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很难取胜。
对于中国人来说，战争似乎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概念。 人们往往只能在电影、电视剧和新闻中了解本国和外国人民在枪林弹雨中的战争生活。 近年来，日本、美国、越南、菲律宾在东海、南海的频繁挑衅，使战争与和平成为民众高度关注和热议的话题。
争论中，众说纷纭，观点各异，但本质上归根结底只有四个派系，即“理性战争派”、“极端战争派”、“理性和平派”和“理性和平派”。极端和平派”。
战争是集体和组织相互使用暴力和虐待的行为。 这是对立各方之间为了实现一定的政治、经济和领土完整而进行的武装斗争。 由于战争往往是由政治家而不是士兵引发的，因此战争也被视为政治和外交的极端措施。
从广义上讲，人类并不是唯一发生战争的人。 一些生物，如蚂蚁和黑猩猩，有战争行为。 战争是政治集团之间、国家（部落）之间、国家（联盟）之间斗争的最高形式。 它是解决争端最高、最暴力的手段，通常也是最快、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手段也可以理解为通过暴力手段对秩序的破坏与维持、崩溃与重建。
一般来说，战争的发动往往带有掠夺的成分，即战争的基础来自掠夺。 当一方资源不足时，必须以“生存”或各种理由来掠夺对方，而被掠夺的一方认为是自卫反击，于是两种“正义”碰撞在一起，形成了战争的极端社会现象。
关于战争与外交的关系，有人这样表述：战争是有流血的外交，外交是没有流血的战争。
以钓鱼岛和南海诸岛的主权问题为例。 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更不是一些汉奸所说的“一个无人岛，谁管”的问题。 ，而是它们的归属和周边一定范围的海域以及它们所带来的我国经济的海上命脉。 让别人扼杀生命线，一个国家只能任人宰割。
在战与和的选择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可能面临外来侵略的国家，首先要明确的是，形势是否已经发展到不得不以战应对的地步，即是否存在两者仍有空间 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但不一定开战的其他手段； 第二，战争获胜的可能性有多大； 第三，是否解决了开战时机和与其他手段的配合问题。 当这些问题都考虑清楚了，准备好了，那么这种理性的“主战”和“主和”应该是正确的，只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是谈兵强弱的。 利用桌面上的资本。 正所谓“形势判断”，当时的大势、敌我力量对比、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都是决定战争是否和平、是否“战争”的前提。紧急战争”或“延迟战争”。
“和解”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不战而维护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
在大局还没有到必须打仗的地步时，以非战争手段达到与战争手段相同目的的“主和平派”，也是动机和效果极佳的真正爱国者。
“主战”的最高境界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战略利益，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当前和长远利益。
战争是手段，不是目的。
背离上述基本原则，就会出现“极端战斗派”和“极端和平派”，相互依存，从不同方向干扰中国外交工作。
“极端战争派”与吴建民贴上“战争与革命惯性思维”的标签毫无关系。 频频挑衅，义愤填膺，所以经常淡谈战争，甚至有些过激言论。 这样的人不仅不明白战争的残酷，更不明白战争是国际关系中不得不做出的最后选择。 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对中国、美国和世界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另外，即使是基于“人不攻我我不攻人，人攻我我攻人”，也有合理有益的问题，也有一个问题出击的最佳时机，何况《孙子兵法》也有“克敌兵而不战为上策”，“一是攻敌，二是攻敌黑白派，二是攻敌”一是攻军，二是攻城”。 “极端战斗员”的观点或许真的是出于爱国热情，但他们缺乏必要的理性分析，没有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看问题。 极端分子为攻击提供借口。
“极端和平派”可能害怕战争损害自身利益，也可能与民众对战争的恐惧有关。 这么长时间的和平，谁也不想发生战争，尤其是自己国家的战争。 这是人性。 但他们没有考虑到的是，他们不想打仗只是他们自己的一厢情愿。 如果战争贩子强加给你战争怎么办？ 你以为你喊和平，别人就不会发动战争吗？ 美国等国近期的一系列举动，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 还是像清朝一样，一味迁就、妥协、让步？ 让百年屈辱重演？ “极端和平派”中也有可能有人沦为卖国贼或内奸，配合霸权主义的军事恐吓，宣扬投降主义。
在几派的《四国演义》中，“理性战争派”与“理性和平派”并没有太大的矛盾，因为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利益国家的。 手段更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采取某种手段的主观意愿是否符合总体发展的客观实际。
而当“极端分子”和“极端和平分子”卷入其中时，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
“极端战争派”反对和排斥一切非战争手段，对战争轻描淡写。 他们不仅与“极端和平派”格格不入，有时还会将攻击范围扩大到“理性和平派”，甚至不切实际地对“理性和平派”指手画脚。 . 在这样的人中，除了极少数人可能会尝试用极端手段达到相反的效果外，大多数人应该是爱国者，但他们只是不理智。 这种人可以批评引导，但如果不是为了站队，就不要像袁南生那样举起“愤青”的大棒。
与网络上的“极端邪恶派”相对应的是，“极端和平派”极有可能有卖国贼勾结境外敌对势力，破坏国家安全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在所有邪教徒的心目中，个人利益高于国家利益，高于大多数人的利益。 在他们看来，外来侵略不仅不是坏事，反而是有利于他们换旗的外力。 因此，他们痛恨一切反对外来侵略的思想和行动，用“愤青”、“拳击手”、“爱国Z”等词语来咒骂那些糟蹋自己好事的人。 这种观念体现在外交领域或公众对外交的评价上。 会有吴建民、袁南生等“极端和事佬”，尤其是袁南生认为“侵略有功，爱国有功”的卖国外交观。
“极端和平派”混淆是非、颠倒黑白、颠倒结果，就是因为反对一切“以正义战争对抗非正义战争”的做法，想都不敢想。 他们认为老虎要吃武松，是因为武松要过景阳岗。 他们认为老虎要吃人是理所当然的，要人服从老虎，否则错不在老虎。 无论是吴建民，还是袁南生，他们的高深理论，都包含着这种愚蠢的逻辑。 不过，这两个人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吴建民只是曲解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主张中国束手无策，向美国示诚意，交出战略主动权； 然而，袁南生的“侵略有功，爱国有功”完全是卖国外交哲学，是对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国人民抗战史的颠覆性评价。 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无耻的。 按照他“不平等条约也有积极作用”的逻辑，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也有积极意义，因为东北的工业是日伪时期发展起来的。 他的观点是借用了邪道派惯用的骂人的话来表达的，就是在粪里找米粒。
“理性和平派”与“极度和平派”的区别在于，“理性和平派”虽然也是“和平派”，但其出发点与“理性和平派”相同，两者为维护国家最高利益和最广大人民利益，“理性和平派”尽可能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趋利避害； 这只是个人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他们站在敌对势力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当然，更不用说他们当中那些配合敌对势力的军事威胁，散布投降主义言论的人了。 最近，毛先生还胡说八道，说爱国容易引起战争。 他们三人合唱一出戏，叫做“侵略有功，投降有理，爱国有错，反抗有罪”。 他们的观点很能代表协禄派在外交问题上的错误思潮。
外务部既非社会部，亦非议事部。 当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外交可以理解为“不流血的战争”。
外交是我方占上风时“不战而降”的催化剂。
在敌我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外交官就像战国时代的“纵横家”，齐心协力。 要么结交朋友，形成对我方有利的国际环境； 或者瓦解对方的同盟，也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说的“断交”，营造对敌不利的国际环境。
当我方处于弱势时，外交就是竭尽全力维护国家利益，把损失降到最低。
从来没有像资中云所说的那样，“外交的最终目的是避免战争，通过谈判解决国家间的利益冲突，用博弈和文明的手段解决问题，避免用武力解决。问题。”
外交关系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黑白派，而是国与国之间的具体关系。 俗话说“国弱无外交”，没有所谓“外交的最终目的是避免战争”。 在霸权主义和战争贩子面前，弱国没有发言权。 二战后的战争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对强者来说，外交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谈判桌上的进一步抢劫； 对于弱者，外交的主要内容是在城下签订同盟，让外交投降，妥协换来少流血。
如果外交官的使命真的像子仲允说的那样，那根本就不需要培养任何外交官，直接把李鸿章从坟墓里挖出来就行了。
综上所述，健康的民间外交是有益的。 只要引导得当，就会发挥凝聚人心的作用，为国家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坚实坚实的基础。
在战争与和平的具体辩论中，要理解和支持“理性战争派”和“理性和平派”； 正确引导而不是打压“极端战争派”； 对“一些有卖国言行的人”保持高度警惕，以事实和理智坚决反驳和深刻揭露其错误理论及其危害性，不让其迷惑人心。 同时，消除“极端战争派”、“极端和平派”错误观点对外交工作的干扰。
